可是这个心态，在东亚，尤其在中国，影响太大了。

这种本真的生活情感，在人类早期社会中，通常是由诗来表达的。不过，生活儒学所讲的情感流动，既不是知识论层级上的，也不是人生论领域的，更不是对于无极而太极的阐释，而是生活本身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去生活。

他了解这些规律，并不是人生的工具，为人所随意规定者，而是都在人的性分以内底。[11] 尽管两者都是形而上学的，然而前者是宇宙论的思维模式，不能算是他的成熟的哲学思想，所以他后来颇有悔其少作的意思。[13] 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第11页。《新论》说一翕字，与《系传》言坤‘其静也翕义亦有别。其次，王文将冯友兰所讲的人生四境界与他那种将《周易》元、亨、利、贞视为一物存在之四阶段[20] 的思想相联系和对应起来，这也不失为一个独到的创获。

在情感的流动中，才有了物我的对待、对象化的打量，进入了形上的预设、经验的认知、功利的计算、道德的反思、观念的建构。[21] 冯友兰：《冯友兰集》，第144页。本来，喜怒哀乐显然是情感。

[43] 上文提到，陈来认为，蒙培元的思想应当概括为生命-情感儒学。[49] 参见黄玉顺：《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论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而在其中期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他的观念仍然是中/西—情感/理智的二分，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其根本、孔子学派以敦勉孝悌和一切仁厚肫挚之情为其最大特色[21]，只不过他此时的情感观念是用他个人的独特概念理性来表达的。[29] 陈来：《有情与无情——冯友兰论情感》，见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易传》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庸》说的‘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可以与天地参，就是这个道理。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33]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21页。学道而自其继者始，则道不全。  二、生活儒学的情感观念 生活儒学不以任何意义的形而上学本体为出发点。

以上就是生活儒学所理解的情感。须注意的是，儒家之所谓仁，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用法，不可混淆：有时是指的形而上存在者的存在（作为本体的仁或诚）[44]，有时是指的形而下存在者的存在（作为性之所发的道德情感）[45]。而且几乎从一开始，情就兼有两种含义：情感、事情。[32] 这次会议之后，学界谈论儒家情感观念问题的文章就明显地多了起来。

与此同时，特别值得一提的则是李泽厚最近提出的情感本体论。[28] 黄玉顺、彭华、任文利主编：《情与理：情感儒学与新理学研究——蒙培元先生70寿辰学术研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5页。

而西方正义论没有这个结构，他们通常将作为理性的正义原则与作为情感的仁爱对立起来。所谓中节是说的合礼，亦即合乎社会规范。

儒家视这种本真的仁爱为大本大源，即以之来阐明一切。[33] 不过，关于李泽厚的情本论可以讨论三点：（1）它出自美学思考。李泽厚自上个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思想推进都具有浓烈的情感色彩，乃至新近明确提出了情本论，主张‘情本体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就其终极理念而言，情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最终实现对万物有深厚同情、与万物痛痒相关的‘万物一体亦即‘自同于大全的境界。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情感的存在。我当时曾回应：‘生命这个概念，不足以将蒙先生的思想特色与现代新儒家的其他学者的思想特色区别开来，因为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都讲‘生命、‘生命存在。

《子道》记载：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25] 蒙培元：《人是情感的存在——儒家哲学再阐释》，《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14]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本文打算简要叙述儒学史上的情感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在生活儒学及中国正义论中的意义，作为对斯洛特教授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的一种来自东方的呼应。

那么，什么是道？他说：夫六经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38]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50页。

[51] 这个结论是从荀子的下述思想中推导出来的：仁爱是由自爱开始的（《荀子·子道》[52]）（其实推己及人的逻辑起点亦然）。[27] 就儒学从性→情到情→性的转向来说，蒙培元的工作显然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2008年，蒙培元先生七十寿辰的时候，笔者曾主编过一个集子《情与理：情感儒学与新理学研究》，并在该书的序中指出：在现当代儒学、或者所谓‘现代新儒家中，如果说，熊牟一系或可称之为‘心性派（熊多言心、牟多言性），那么，冯蒙一系则可称之为‘情理派（冯重理而亦论情、蒙重情而亦论理）[28]。我们这里所关注的问题乃是：情感在中国正义论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这需要进行礼→义→仁的倒溯，由此揭示仁爱情感的根本意义。

这个生命与生活儒学的生活在英文中虽是同一个词life，但大异其趣。进入20世纪，中国曾经出现一种反智、重情思潮。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诗论》[11]） （三）原初情感观念的复兴 从性→情观念到情→性观念的转向与复归，最显著地发轫于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之中，特别是在明清之际的儒学之中。

礼仪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2010年第1期全文转载。

不仅如此，生活既非形而下的我的生活、你的生活之类的范畴，也非形而上的梁漱溟式的生活范畴。真正的本源乃是作为存在的生活。[15] 梁启超：《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见《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晨报社出版部1924年版。这里首要的就是生活情感。

他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与我们这里的情感话题密切相关的是正当性原则。

不是‘性（理）本体，而是情本体。[19]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第5册。

今不识其人而识其子，因之以见其人则可，以为其人则不可。中西正义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义即正义原则的理解不同。